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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卦六爻讲述了康雍乾年间清政府发起文字狱的历史故事。清朝文字狱实际自顺治帝已开始,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计一百四十余年。它是满清政府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文字狱是中国古代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等等。但如清代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严酷,堪称空前绝后。清朝第一场文字狱,大约是公元1660年的张晋彦案。顺治帝在他的文章中读到了四个字:将明之才。因为这个明字比较碍眼,直接把他杀了。不久,毛重倬在为坊刻制艺书写序文时未写顺治年号,被认定为目无本朝。清朝从此设置言论检查官,实施出版审查制度,这是古代中国言论自由的大倒退。顺治朝的文字狱还算温和,从康熙朝开始,文字狱越来越酷烈。满清政府当时对明朝遗士的政策是先招抚,招抚不成就残酷镇压。康熙年间先后发生二十多起文字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庄廷珑《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庄廷珑是一个盲人,他的理想是写一部史书。因为家中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庄廷珑“用拯马壮”,从邻居家中买了一本明朝大学士朱国桢撰写的明史手稿,作为参考,并完成了自己的史着《明书》。这本书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所述历史观也与清朝统治者的意愿背道而驰。庄廷珑死后,该书被人告发。他的尸首被挖出来烧毁,父亲和弟弟被株连。包括该书的作序者、书稿印刷工、书商共计七十多人被杀,两百多人被流放。戴名世幼年家境贫寒,他发奋好学,视治理天下为己任。因为人正直,他不愿做公侯之门的附庸,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又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语言极尽嘲谑讥讽之能事,于是招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仇视。戴名世于是“涣奔其机”,壮游燕赵、齐鲁、河洛以及江南大地,行万里路以搜求明代逸事。后来,他的弟子尤云鹗将其撰写的百余篇古文印刷发行,命名为《南山集偶抄》,这就是着名的《南山集》。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后世,他因此遭受杀身之祸也为之“悔亡”。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加科考,榜眼及第,被授翰林院编修官,参与明史编修。谁知祸福相依,他作为朝廷命官遭到弹劾。因《南山集》中多处引用南明政权抗清的史料并使用南明年号,戴名世以“大逆”之罪下狱处死。此案波及三百多人被杀害、入狱或流放,就连桐城派领袖方苞、六部侍郎赵士麟等三十二位知名文人也被牵连。相比雍正帝,康熙帝对文人的态度还算宽容。雍正帝在位十四年,发动的着名文字狱有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等等,平均两年一起大案,小案年年有。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案。吕留良(1629年-1683年)出生于明崇祯年间,清初数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放弃仕途,自称明朝遗民不肯屈志归清。他授徒讲学,着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大。地方官多次举荐他入仕,他却“涣其躬,无悔,”坚决不肯入朝为官。他的着述中无所顾忌帝记载了许多清朝事迹,尤其对康熙朝时政颇多指摘,于是埋下了祸根。吕留良死去四十九年后,湖南儒生曾静读到了吕留良的部分诗文,并与吕留良的几位弟子密谋反清复明。他们获知陕西总督岳钟琪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后,决定策动他起兵反清。谁知岳飞是岳飞,岳钟琪是岳钟琪,他转身就出卖了曾静。雍正闻言大怒,广加株连,钦定吕留良为大逆罪名,开棺戮尸枭首。他的子孙、亲戚中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六十多名妇女儿童则发往东北宁古塔为奴。如果说雍正帝清算吕留良还有几分道理,那么翰林院徐骏则纯粹是一个倒霉蛋。徐骏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孙,但到他这一代早已通过心理建设,彻底接受了满清统治。他的父亲徐乾学高中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二叔徐秉义也是探花出身,官至吏部侍郎;三叔徐元文则状元及第,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自己也是康熙朝科考进士,这样的名门世家怎么可能反清?但这小子不仅是个倒霉蛋,还是个糊涂蛋。他在给雍正帝的奏章中,居然把陛下的陛字误写成了狴字。雍正帝哭笑不得,革了他的职。接下来,他还继续犯糊涂。有一天微风吹过,书页被吹得哗哗翻动,他灵感突然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还有一次,他与朋友对月畅饮行将分别时,他又吟了一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下被人抓住了把柄,一番弹劾之下,徐骏被处死。,!相比徐骏,查嗣庭死得更冤枉。他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对满清政府和雍正帝可谓忠心耿耿。公元1726年秋,他被任命为江西主考官,负责江西士子们的乡试。据说他为报皇恩,决定认真出题,好好表现,于是用《诗经·玄鸟》中“维民所止”四字为题,试图“涣其群,元吉,”在士子群体中宣扬当今圣上贤德无双,赢得一个好彩头。谁知他被人弹劾了。弹劾者硬生生给他加了一个罪名,说维、止二字恰好是雍、正二字分别少上面一点、一横,意为削去雍正的人头。“涣有丘,匪夷所思,”这事闹到了如高山一般不可攀的雍正帝那里。雍正帝为之大怒,杀其人,枭其首,其家人、朋友和学生都受到株连。所谓“维民所止”四字不过是民间野史,查嗣庭主要还是受隆科多案牵连,遭人密报后,被雍正帝以语多悖逆、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为由处死。清朝的文字狱,残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暴中,也发生一些可笑的故事。比如,山西的王尔扬为李范写墓志铭,在“考”字前加了一个“皇”字。被人告发,认为他竟然把皇帝的皇字刻在墓志铭上,对皇上不敬。消息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竟然笑了。原来,“皇考”是对亡父的尊称,跟皇帝没一点关系,在历代书籍和相关碑文里都有使用。清朝的文字狱,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迫害,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在皇权的威慑下,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招来杀身之祸。很多人在不敢再用文字纸张交流,以免留下祸患。雍正一朝文网绵密,处刑严酷,逼得文人士大夫缄口不敢谈时事,但比起乾隆朝来说,竟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总共制造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次以上,其中很多是牵强附会的冤案。比如王锡侯《字贯》案和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等等。王锡侯自幼勤奋好学,他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三岁编撰《故事提要录》八十卷。然而他少年早慧,中年坎坷,直到三十八岁才中举,此后屡试不第,又因为性格耿直,敢于主持公道,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不过是乡间“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不通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文化自卑心理。于是,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的诸多讹误时,于是自编《字贯》一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四十卷,针对《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这便触及了满清皇帝的逆鳞。《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地方官紧急行动起来,革去其举人,迅速定案并将案宗上呈乾隆帝。乾隆亲自审读案宗,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帝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简直是大逆不道啊。乾隆大怒,“涣汗其大号,涣王居,”当即传旨将王锡侯押送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全家抄斩。就连地方官也因审讯不仔细而受牵连,被革职下狱。扬州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被坐罪为灭清兴明。堂堂礼部尚书沈德潜写了一首诗咏黑牡丹,诗中有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认为是内涵满清夺了朱明江山。两人都被处死,牵连家族。清朝的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满清文人纷纷“涣其血,去逖出,”以保“无咎”,于是造成了文人学者多无风骨,九州万马齐喑的局面,事实上抑制了满清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跟着姓名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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