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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月亮（第1页）

进门之前，我在门口站了几秒，透过窗缝确认了客厅的灯是否还亮着。屋子里一片昏暗，只有沙发上有一点微弱的光。

缓慢地将钥匙插入锁孔，屏住呼吸，生怕发出任何声响。钥匙轻轻转动，“咔哒”一声，我不由得一颤。

我没有打开客厅的灯，抽屉里摸索出一个小手电筒，低着头小心地照向地面，尽量不让光束打扰到里面的人。

手电光一扫，墙壁上突然映出一个高大的影子，笼罩在我身旁，巨大的形象像是怪物般压迫过来——是柏昌郧。

“还知道回来啊？”

父亲微微直起身子，眼神尖锐地扫过我，脸上隐隐透出酝酿已久的怒火。那张脸因长时间酗酒而涨红，双颊泛着不健康的光泽。

然后他开始对我说话。

我看着父亲不断变换的嘴型，大脑自动过滤掉没用的信息。多年不见，保护自己的能力总还是有的。

柏昌郧的话里带着讥讽，我总是以一个罪人出现在他面前。我做的任何事都让他不满，任何事情他都能从中找到错处，成为他日常宣泄愤怒的出口。

母亲还在世时，他不经常直接指责我，大多数时候都是指责母亲，连带着说我几句。因为教育这份隐形的责任早就在家庭关系中丢给了母亲。

因为孩子是从母亲娘胎里生出来的，所以母亲天然的，不仅要负责孩子的吃穿住行，还要一并把教育负责好。

一旦被外人戳了脊梁骨，让父亲感到没面子，他就会把气撒到母亲身上。说“你怎么教育的孩子”然后一并把所有的好揽到他自己肩上，指责母亲说：“你们吃我的、住我的，我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你连小孩都教不好净给我丢脸。”

他在外头是彬彬有礼的模样，可一到家就换了副嘴脸，骂母亲是“婊子”，骂我是“婊子的儿子”，就像魔鬼附身般扭曲丑陋。

听着这些熟悉的侮辱，我的内心早已麻木。在高中时期，我早就习惯了他这样的语言暴力、人格羞辱。很久都没再见到父亲了，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反而觉得这冷嘲热讽的语气里有种诡异的“亲切”。

“怎么不说话？问你话呢，干嘛去了？”

“刚刚在同学家。”我低头换鞋。

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三十多了，再一次见到父亲却始终不敢与他对视。因为只要在这个家庭中，他就是权威，他就是皇帝，通常怒瞪暴君的眼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虽然不至于真的丢了性命，但免不了一顿责骂。在这个家里连大声说话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他会觉得那是一种冒犯，是对他的最大不敬。

「我是你父亲，你怎么可以？」这是他最常对我说的话的句式。

自母亲意外去世后，父亲的情绪就变得喜怒无常。他辞去了工作，拿着母亲的赔偿款到处挥霍。

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在牌桌上，那笔赔偿金变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他假装阔绰，不断借钱给各种牌友、酒友，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人人都以为他是偶发横财的土豪。

只是搬进这小区几个月，人人便都知道了三单元住着个出手阔绰的鳏夫，却无人知晓这财是从何而来。父亲在外总是扮演着慷慨解囊的热心肠，只有在家里才会把外面受的气一并施加给我。

因为我不在家，他敲门家里面没有回应，所以他喝醉了酒的不堪模样在邻居面前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觉得丢了人，而我是他唯一可以控制并且听话的儿子，自然是要拿我撒气。

也没有别的人这么包容他了。

父亲的声音在我的沉默中愈发高亢：“大晚上的跑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万一出什么事了怎么办？前几天邻居还看见你跟一男的闯红灯了，你是不是也想跟你妈那样去死？”

他神色并未有丝毫担忧，只有一种失控的恼怒。他需要一个宣泄口，而我就是他唯一可以指责的对象。我想反驳，想告诉他这话有多伤人，可话在喉咙里像钉子一样卡住，最后我还是习惯性地低头不语，任凭他的怒火一遍遍烧灼我。

“这些是不是都应该给我个解释？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你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

“回到房间写检讨，写清楚今天到底干了什么。”他发出指令。

“好。”我机械地答道，心里早已麻木。我知道，如果稍有反抗，等待我的会是更恶毒的话语。

我在别人眼里是三好生，可在父亲眼里，我永远都无法做到完美。从小学开始，他就逼着我写检讨，事情无论多小，都得反省。母亲以前也拿，“他也是为你好，只是没用对方式”来搪塞我。久而久之，我也说服自己，父亲真的是为我好，他做得没错。

在脱离家庭去到了大学之后，我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直到在波士顿，遇到了宋屿川，看到他整整一本笔记本上写的都是自己的喜怒哀乐，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那样生活着。

原来有人的日记本里是可以写表达自我的；原来人不需要挑自己的错处也是可以活下来的；原来我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情的；原来人是可以只因为一个举动一个很细小的东西就可以对另一个人产生很深的情感的。

原来人…是可以这样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