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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元旦刚过,寒风凛冽地刮着,仿佛要把世间的一切都吹个通透。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正式前往河汊公社上班,就此开启了我长达22年的体制内国家干部生涯。河汊公社,在淮上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地理位置和人口耕地规模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存在。三万多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五万多亩耕地像一块巨大的拼图,拼接出了这里的生机与希望。他位于泗洲湖东岸,那泗洲湖古堰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巍峨高耸,镶嵌在这片广袤土地的西域南北边线上,像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忠诚卫士。全公社的21个生产大队,就像21颗星星,散布在这片土地上,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1980年的人均分配水平为121元,这个数字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他不同于现在所说的人均收入,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生产单位一年粮食及主副产品收入总额,加上林、牧、副、渔各项收入总和,除以该生产单位当年农业实际人口总数后得出的平均数值,这个数值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淮上县17个公社的排序中,这个数字处于中等水平。然而,在全公社21个大队里,平乐大队却像是被遗忘在角落的孩子,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可怜的65元,处于最贫困的状态。而我的家乡河口公社河口大队,人均分配水平已达到180多元,与河汊公社最高的大队水平不相上下。我初到河汊公社工作时,在公社机关干部中,我是第21名国家干部,就像一只初入羊群的小羊羔,职务最低,年龄最小,也是唯一一位25岁以下未婚的国家干部。那时,我满心渴望着能在1981年春节结婚,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我心里想着,那将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幸福的小窝,有爱人的陪伴,有未来的希望。可是,当我向县委农工部领导请示时,他们的回答如同冷水一般浇灭了我心中的热情火焰。他们说,已婚的不谈,未婚的最好等一年转正后再结婚。我当时真是懊悔极了,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老实本分呢?其实,要是我不告诉他们,在上班前在家不太过分张杨地结婚,婚后再去上班,也许并不会有什么事情。可我当时就是觉得出于礼节应该提前告知,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既然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明确表态,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毕竟我不想违背规定,而且我还年轻,等一等也无妨。只是,我没想到这会给我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那时的公社机关,就像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公社大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单身汉,仿佛被一种孤独的氛围笼罩着。只有党委书记余登科是双职工,他和家人住在公社院子里,那间房子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与周围单身汉们的清冷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机关干部每天都在食堂里吃饭,过着简单而单调的生活。党委会和革委会共有10个人组成,他们是这个公社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公社的核心领导阶层,如同领航的灯塔,指引着公社发展的方向。党委秘书曹永生是半脱产干部,他是农业农村户口,是从农村农业生产大队农民队伍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成员。他就像一个连接农村和公社机关的桥梁,身份特殊。这类干部是“文革”后期的特有产物,我知道他们不占国家正式编制,每个月拿着26元的工资,外加适当的工分补贴,这些补贴是由所在大队给予补助的。他们就像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虽然待遇不高,但却充满了对未来转正的渴望。大约在1983年前后,他们才陆续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每个公社只有2-3名这样的干部,他们一般担任党委秘书、青年书记等职务,也有极少数能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就像我老家河口公社的方伏和同志,他从张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接被提拔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激励着像曹永生这样的半脱产干部努力奋斗。我被分配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农经助理的助手,职务是农经办事员。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甄会计”。农经会计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在业务上接受县委农村工作部的指导,包括人事调动权、业务培训等都归属于县委农工部,而在行政管理上则隶属于所在单位党委、政府。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就像面对一团乱麻,并不十分清楚。我只知道我的直接上司是农经助理胡得志,我的主要工作任务都由他安排布置,我就像一颗螺丝钉,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转动就好,很少接受其他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包括党委革委领导核心成员在内。他们有什么工作任务,都是先安排给农经助理胡得志,再由他来分配给我。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农业经营管理,这是农村逐步改革以后新兴起来的业务管理内容。在此之前,它被称为农村会计辅导员,主要的任务是指导农村大队、生产队会计的会计业务,进行经济核算,实行财务管理,审批午季年终两次分配方案,定期进行财务清理,也就是俗称的“查账”。建国以后一直到80年代初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公社只有一人负责这项工作,那就是农经助理。随着农村的发展,经营管理被纳入主要工作范畴后,工作量和业务量就像潮水一般不断增大,各公社又相继成立了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站,简称农经站,被定为行政事业单位。一般来说,站长都由农经助理兼任。我到河汊任职后,上级和公社领导只是简单地交待了一句话:“负责农村经营管理。”具体的工作内容却没有详细说明。不过我也没太在意,反正有农经助理安排我做具体的事,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太多,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好。1981年的农村,就像一艘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船,正处在变革、改革的初期,或是农村改革、变革的关键时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1978年底就在全国率先实行分田到户,这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而我们河汊公社的所有大队、生产队却仍在观望、徘徊,像一群胆小的候鸟,不敢轻易尝试新的飞行路线。1980年中央就已经下达了75号文件,这个文件就像一盏明灯,为农村实行改革指明了方向。然而,这盏明灯并没有照亮所有的角落,文件只作了方向性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要求或制定具体的改革形式。文件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就像一阵春风,鼓励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充分肯定了国内目前已形成的改革形势,告诉大家只要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任何形式都可以试,可以闯,切忌搞一刀切。农业经营管理部门及公社农经站,本应在这场变革中,像英勇的战士一样,身处第一线,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是最有调查条件、最有发言权的部门。可是,当时的河汊农经部门,却像是沉睡的巨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胡得志还是我本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像是迷失了方向的船只,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放任农民群众自行摸索前行。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迷茫,也有环境带来的束缚。当时的环境就像一团迷雾,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在经历了定额计酬、小段包工、指标承包、联产计酬这个渐进过程以后,河汊公社谷庄大队部分生产队社员提出了实行大包干、实行分田到户的要求,这一要求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全公社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希望,有人却担心这会带来未知的风险。:()六十六年风雨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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