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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第2页）

“弟弟的命就是我的命。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东峰的眼圈是黑的，眼里流着泪。

他去找了谢江海的父亲谢明山。谢明山一筹莫展，唉声叹气，他说他在城关有一些关系，但现在这些关系都不管用了，事情太大了。他又懊悔又气恼地说：

“我不到城关来就好了。我在云阳，什么事都不会有。那个接替我的唐地举，从小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一个街头混混，当了两年兵回来，靠父亲是财政局长的关系当上了副股长，又到云阳镇当所长，这次事情的起因都是他，那几个地痞都是他安排去的，他反倒全身而退，什么事都没有。”

“您找找局长出面行吗？”东峰提醒道。

“找了，出面了，公安局长比我们工商局长强势，他哪会给我们局长面子，再说公安局长也知道，这又不是我们局长的什么亲人，不过是以组织的形式出出面而已，应付应付。”谢明山长叹一声，说，“孩子，我跟你一样着急，我就江海一个儿子。我都不敢回家了，江海他娘把我抱怨得要死，她人都急疯了。”

陈二苟听说了南峰的事，找上门来，说要不要找找程为宝。他认识的最大的官就是程为宝。程为宝刚刚升任副县长，他因举办城隍庙庙会和南塘龙舟队在地区比赛中夺得亚军，有突出表现而提拔。考察的时候，有人反映他是“三种人”，应清除出革命干部队伍。程为宝听说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香睡不着，睡下去就做恶梦。地委组织部在地委委员会上汇报了有群众对程为宝的反映。洪伯军为他说了话，说他不过就是年轻时写了几份大字报，算不上“三种人”，改革开放以来表现还是好的，南塘村在全地区乃至全省第一个实行分田到户，他是支持的。这个人有毛病，但只要用得好，还是能干些事情的。洪书记一锤定音，程为宝当上了副县长。程为宝在组织部门跟他谈话时知道这些情况后，对洪伯军充满了感激。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上了最有胸怀的洪书记。他去上任之前，特意到南塘村看望朱东峰和陈二苟，还学洪伯军的样子，到朱世明的墓地进行凭吊。

“他刚刚去上任，分管的又是农业和计划生育，强势的公安局长恐怕不会买他的帐，会找理由搪塞。”东峰对陈二苟说。他想到谢江海的父亲求公安局长的事，没有一点声响。他感到陈二苟也是一番好意，就补充一句，“谢谢你挂心。”

此刻，他的眼前仿佛是雪茫茫的一片，而且雪在不断地下似的，雪越来越厚，厚到辨别不了方向，不知从哪里起步。他叹了口气，眼睛空洞。这些天他在杂乱的县城行走，到处是熙来攘往的人流。他不知自己到底要去找谁，能找谁。他在人流里迷失，他看到周围的人大概都是像自己一样的寒酸的穷人，多是乡下人。穷人为生存忙碌，为旅食奔波，脚步一刻不得停息。他们菜色的脸，却是坚毅的，忍受贫穷、屈辱、不幸和痛苦，即便一贫如洗，即便生活灰暗，燃烧在他们心底的那盏希望之灯，也从未曾熄灭。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暗面，生活在人世的底层，不被关注和观看，被人鄙视或嫌弃，仍试图从简单、粗劣和严酷的生存中，辨别是非善恶，努力地寻找着，维持着对这个世界的一点信心。东峰似乎是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勇气。

他去找了县公安局刑侦队，刑侦队长说这是大案，快捕快审，个把月就能判下来，案件已移交预审股了。他又去找预审股，预审股一位老民警说：“这是严打呀，村长同志，公检法联合办案，我这里不过是一个过水丘，走一个程序，你要去找检察和法院了。”

他去找检察院，检察说我们只管起诉，怎么判是法院的事。他去找法院，法院说，这是大案，我们一家怎么定得了？我们上面还有政法委呢。

他又去看守所。他想把布袋里的几身干净衣服和牙膏牙刷送给南峰，他提出能不能见见自己的弟弟。所长说：

“这些衣服和生活用品我可以给他，但人不能见。他是重罪呀！”

没有谁有一句同情，没有谁有一句宽慰，大家都在推诿，都在公事公办。他像一只乞怜的、讨人嫌的癞皮狗，在不屑的眼神里哭求，打动不了漠然的心。最后，他像一只失伴的孤独的鸟，飞来飞去，到处碰壁。

从看守所出来后，他的两脚轻飘飘的，一个人用力扶住路边的梧桐树，他差点栽倒下去。他已经走投无路，茫然无措；他已经精疲力竭，浑身瘫软。命运的暗箭，浸透着生活的浓稠的毒液，把他弄得遍体鳞伤。

事情的原委已经清楚了，南峰在苏小雯遭侵害时出手相救，是见义勇为之举，这是事情的起因，在对方络腮胡要挑断他的手筋时，他奋起反抗，最后在苏小武帮助下，用络腮胡的匕首刺中了络腮胡，致其轻伤，而他本人也是轻微伤。他是正当防卫，顶多是防卫过当。这样明明白白的事情，怎么变成两个流氓团伙的械斗呢？是非曲直分明，却被一句“严打”搪塞。

东峰感到血液直冲头顶。他浑身却冰凉的，颤抖得厉害。他想不通。他想到黄亚明的话，这难道是寒门百姓的命运？如果说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国家机器和势力是大树，是石头，那么寒门就是小草，是鸡蛋，小草在大树面前不值一提，鸡蛋在石头面前，太细微，不堪一击，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他忘不了亚明弟弟被押上刑场的那一幕，白布覆盖的被击碎的脸。他不希望黄家的悲剧在朱家重演，不希望亚辉的悲剧在南峰身上重演。他不甘心。南峰还只有二十三岁，朝气蓬勃的年龄，人生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品味爱情的甜蜜，才刚刚有事业的起步，怎么就要被课以极刑，送了性命？如果他能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南峰的生命，他愿意；如果倾家荡产可以挽回南峰的生命，他愿意。可是，南峰已与他的家人和亲人高墙相隔，抵不了，换不了。

他想到逝去的父亲。如果父亲在，知道他疼爱的儿子身陷牢狱，他一定会穿着那双露孔的破解放鞋，哭着喊着去求人，哭着喊着要公理。他不会允许这个世界的光芒、这个世界的白天和黑夜在自己儿子的眼中消失。

他想到母亲的悲伤。母亲扯拉几个孩子，从日出忙到日落，像个陀螺，旋转不停。儿女是母亲身上的肉，十指连心，南峰去广州打工，她像丢了魂魄似的；南峰被关进看守所，眼见重刑在即，她不会彻底垮了去？想到母亲哀求的眼神，想到马上就要放假回来的三弟西峰和妹妹北凤知道事情后的捶胸顿足，想到小时候四兄妹钻一床大被子，一同去水田里捡田螺，一同去山上寻野果，一张桌吃饭，一同去镇上玩耍，一同去上学，四兄妹是分不开的，长大了分开了，心却是在一起的，情是相连的。有一次南峰说四兄妹不能失去一人，失去了就像月亮缺了一角。可偏偏他就身陷了囹圄。

想着想着，东峰不禁悲从心起：“我这个大哥就这样无用，这样不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被押上刑场，我还是大哥吗？这世上还有讲公理的地方吗？”

痛苦的浪潮卷过了他的整个身躯。几天来一直闷在心里、憋在胸口的眼泪，突然间像抽风似的带着一股冲劲爆发了出来，就像野兽的一种下意识的哀号一样。

这时候的风，猛烈地摇晃着被雨水打湿的树木，东峰靠着的梧桐直摇得枝干嘎嘎作响，飞落下万丈闪光的水滴。天上白的云、黑的云在翻滚，天地之间的万象都在变化着，酝酿着烦燥不安。

扑过来的风，把东峰穿透。

东峰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个人像影子一样跟着他进了院子，朝着他的背影炸雷般地喊叫：“朱东峰，你给我家赔人来！”

东峰吓了一跳，掉转头来，见是陈满爹的二儿子陈志刚，就说：“志刚啊，你别急，有什么事进屋说好吗？”

这时，东峰母亲听到外面的喊叫声，惊惶地从屋里走出来，扶着门，支撑着身子。她看到比儿子高出半个头的陈志刚气势汹汹，担心儿子吃亏，就说：“志刚，你来我家你爸晓得不？”

“要他晓得干什么，他老糊涂了。我家老满小东是你家南峰带到镇上去的，他被抓了，听说会被枪毙。你家不该赔人来吗？”陈旭东瓮声瓮气地说。

“谁说要枪毙？人命关天的事，你这孩子莫乱说。”东峰母亲气得要哭出声来。

陈志刚不理会。他见院子外面陆陆续续来了几个探头探脑看热闹的人，更神气了，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的一张木椅上，昂着头，跷起二郎腿。

东峰走到他身边，盯着他，说：“你比我大几岁，我叫你一声哥。哥，南峰和小东出事，是我们谁也不愿见到的。事既出了，我们就一起想办法。你别在这里急我娘！你没见我天天往县里跑吗？”

“你一个小村长，有屁办法。你给我拿五万元钱来，我也去跑跑。”陈志刚蛮横地说。

“我现在哪能拿出五万元钱来呢？”东峰说。

“我不管！你拿钱我走人。”陈志刚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

“我们是指门对户的乡邻，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东峰说。

“乡邻算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你没钱？没钱你还结婚干什么。你把准备结婚用的钱拿来吧，我就在这里等着！”陈志刚瞄一眼院子外看热闹的人，大声说，“大家来评评理，他们家南峰从小就是坏小子，不是偷东家的桃，就是偷西家的瓜，长大了也不学学好样子，穿喇叭裤，戴个墨镜，讲几句鸟语，不三不四。他把我家小东带坏了，带进看守所去了，现在生死未卜。大家说说，他家要不要赔偿？即便是村长，也不能仗势欺人，不讲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