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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第1页）

第五章活下来不容易

毕业汇演之后，刘杏芳感觉与东峰的关系近了一些。她跟在东峰后面去学校拿毕业证，东峰好像没有刻意躲避她的意思。他们还会说些闲话，说些同学的笑话。黄亚明和几个同学追上来，叫东峰为蔡九哥，东峰红着脸笑着答应，称杏芳为林十娘，杏芳故意嗔骂一句：“别乱叫，我不是林十娘，林十娘哪有我的模样俊！”

杏芳回到家，将毕业证交给父亲刘炳忠看。刘炳忠说：“我还想看到我女儿的高中毕业证。要上高中了，你还去吗？”

“不去行吗？”杏芳淘气地故意问父亲。

“不行。”刘炳忠的脸严肃起来。

“可你刚才这么问，我觉得你不想让我再上学呢。再说，我真想为家里做些事呢，照顾奶奶，减轻你和妈妈的负担，让弟弟妹妹专心读书，他们成绩好。”杏芳说。这也是她心里想的。

“我听说我们大队有些伢妹子读了初中就不再准备去上学了。我担心你也不去。你必须去！你和弟弟妹妹都要去把书读好。家里有我，有妈妈，我们还做得动，用不着你。”刘炳忠凛凛地说。

“好了别唠叨了，我去还不行吗？我跟那些不去上学的伢妹子不一样呢。”杏芳耸了耸肩，嘟哝说。

刘炳忠脸色柔和起来，语气柔软地说：“我女儿从小就有主见，为爸争气，爸喜欢。爸妈不管有多苦多累，有多委屈，也要供你们几个孩子上学。爸妈指望你们！如果你们不读书了，爸妈还有什么指望呢！”

刘炳忠四十多岁。从1950年开始，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沉甸甸的帽子，戴了二十多年，挨批斗挨了二十多年，低头低了二十多年。他压抑自己，谨小慎为，不乱说乱动，为的是保全这个家，保全母亲，保全妻子儿女。久而久之，他麻木了，习惯了，习惯了低头，习惯了挨批斗，习惯了唱《地主分子之歌》。有时候，往事也像风暴一样裹挟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让他胸口要爆炸似的。

刘炳忠的祖上是读书出身的殷实人家，到父亲这一代，家里在镇上有绸缎铺，有伙计，有院子；在乡下有三条垄的上好水田，百多亩，有大院，有长工。父亲娶了两房，大房生了个女儿，二房生了儿子刘炳忠。大房带着女儿在城里经营绸缎铺，父亲带着二房住在乡下。乡下的大院方方正正，外面的围墙用青砖砌成。院子较深，但一眼可以见底。院里的房子有正房，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砖房。在五间正屋中，中间的三间为两层楼的木楼，东西各一间低于楼房的房子，算是楼房的披厦，对楼房起着拱卫和烘托作用。楼房前面有立砖砌成的台阶，台阶两侧各有一块上圆下方的础石，础石上是涂着油漆的明柱，明柱上方有拓展的廊厦。这大院是刘炳忠的祖上在咸丰年间建的。在五间正房中，有一间是大房的。大房也会带着女儿回来住住，但住个把月，就会去镇上，她说习惯了住镇里。

在刘炳忠印象中，父亲穿一身深色绸衣，头发雪白，梳得整整齐齐，纹丝不动。他出门时把手朝二房挥挥，说：“我去绸缎铺看看。”二房就知道他是去大房那里。就说：“好。我在家里盯着点。”他每回一去，就是十天半月。

乡下有私塾，是刘家的。小时候，刘炳忠就在私塾读书。刘炳忠在私塾有个同伴叫朱世明。朱世明是家里长工朱端来的儿子。朱端来十几岁时从河南逃荒过来，那一天，刘家为老母举行生日宴会，很是热闹。小乞丐朱端来想蹭口肉吃，就不请自到地到院里帮忙劈柴火。刘父见其精瘦，但有力气，无亲无故的，无父无母的，就生了怜悯之心，将他留了下来。

这朱端来做事舍得花力气，做事替主人着想，话不很多，“老爷老爷”地叫着，很讨刘父的欢喜。他虽是长工，不上桌吃饭，但隔三差五，刘家总要为几个做长工和打短工的炒肉蒸鱼。有一次，刘老爷去长工房，见朱端来在看一本破旧的《昭明文选》，大吃一惊，就把他叫到一边，严厉地问他隐瞒了什么。

朱端来只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来历。原来小乞丐朱端来不是他原先说的武汉以北的人，是原汁原味的北方人，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边上，那里的土地种植大片的高粱、玉米和麦子，冬天的时候，黄色的泥土一望无际。朱端来家里原本富足，有田地，有山林。六岁的时候，朱端来就进了私塾念书。十二三岁，家里发生了变故。一个叫王十四的刀客在桐柏山落草为寇，成了土匪头子，危害四乡。有一天，王十四派细作装成货郎到村里侦察，觉得朱家有油水可捞，先把朱父绑了票，勒索了不少银钱，但还是撕了票。王十四犹嫌不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率大队土匪蹿到村里，一把火烧了朱家宅院，也烧了村里所有房屋。朱母在这场火中丧生，临死时，给了儿子端来一个银手镯，叫他千万别弄丢，要他快些跑，跑得远远地，再也不要回来。朱端来就这样死里逃生，跟着村里几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流落到南方。走着走着，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们有的饿死了，有的被抓了壮丁。

“这原来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这年头活下来不容易啊！孩子，你在这里好好干吧，我不会饿着你。”刘老爷说。

到朱端来三十一岁的时候，刘父出面，给他说了门媳妇。刘父给自家长工说媳妇，既是想把朱端来长期留下来，又确实是从心眼里喜欢他这个长工。媳妇是一个村的，是一个佃户的独生女儿，长得也清秀。刘老爷出面说媒，那佃户一百个情愿。朱端来到佃户家做上门女婿，倒插门，刘家给佃户免了一年的租金。那一家子千恩万谢，只差没给刘老爷磕头。

结了婚以后，朱端来依然在刘家做长工，仍像过去一样尽心尽力，一样全心全意。刘老爷的儿子刘炳忠一岁时，朱端来有了儿子朱世明。朱世明的名字是刘老爷取的，世明世明，做这世上的明白人。朱世明从小就跟在刘炳忠的后面跑。刘炳忠上私塾时，朱世明也跟着去了。这都是刘老爷允许的。刘家三代单传，刘老爷老来得子，喜不自禁。大房没有给刘老爷生儿子，他才找了二房的。二房嫁过去好多年才生下儿子刘炳忠，儿子出生时，刘老爷已经五十五岁了。他下决心好好培养儿子，偌大的家业，需要儿子来继承。他有意让朱端来的儿子朱世明跟着自己的儿子上私塾，是让儿子有个伴，还因为他了解朱端来的人品，他放心。其父秉性好，儿子也会好，荀子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和谁在一起，影响其将来的命运。这是刘父的心里话。

在私塾，教书的易先生既教之乎者也，教《论语》，也教白话文，教数理，教胡适和鲁迅。十几岁的刘炳忠跟朱世明说，这先生的脑子是个宝库，里面什么宝贝都有。

到1948年，私塾易先生给刘老爷留下一封信，在秋天的一个黎明不辞而别。他在信中说刘老爷是乐善好施的善人，他感谢刘老爷对他的照顾，他说炳忠是聪慧好学的好孩子，建议送其去城里上中学。炳忠是一年多之后才听说那私塾先生是共产党，是以当私塾先生为掩护的地下党，是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而从武汉逃到南塘乡下的。南塘是“三不管”的地方，让私塾先生避过了风险。刘老爷在土改时因为家产厚实，被定为大地主，是要枪毙的，已经关进城里的看守所去了。儿子刘炳忠忽然记起私塾先生留给父亲的信，立即将信找出来上交。私塾先生已在武汉的一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他闻迅后也给临水县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说刘家虽有剥削行为，但没有血债，还经常接济附近佃户，最重要的，是知道了他的身份而没有告发。凭这封信，刘父活了下来。后来刘炳忠问过父亲是不是真的知道私塾先生是地下党，刘父不置可否，说：“事情都过去了，我不活下来了吗？”

刘父想到第一次见私塾先生的情形。那是1946年冬天，他去镇上的绸缎店，遇上县政府文书，那文书跟他熟，说你不是要找一个私塾先生的吗？我给你介绍一个。他把同来的一个穿长布衫的人介绍给他。那长布衫自称姓易，三十多岁的样子，文质彬彬的。刘老爷一看就中意，把他带回了他的乡下私塾。

有一天傍晚，他去私塾，见私塾易先生的房间有五六个陌生人，他们好像是在开什么会。私塾易先生见他去，感觉突然，就介绍说是他武汉的朋友来看他。后来，刘老爷常见陌生人中的一个，在私塾来来去去。他有疑惑，觉得易先生不仅仅是做私塾先生这么简单，但他没多问。

又有一次，他去私塾时，见易先生的书桌上有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易先生来不及收进抽屉，被他看到了。他知道是什么人。他立即猜到了易先生的身份。

1948年春节的时候，刘老爷大房的哥哥带着几个兵到他的乡下，大房哥哥的副官偶见私塾易先生，似觉面熟，正要盘问，刘老爷立即上前，介绍说是他的私塾先生，也是亲戚，在他家有好些年了。那副官见他这么说，又见自己的长官不言语，就不再说什么了。

原来那私塾先生是武汉的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在特务要动手的前夜，组织上安排他撤离至临省。正巧，临水县政府有个地下党，就是那文书，将他介绍到了刘老爷的私塾。临水县离武汉较远，而刘家又是有背景的，刘老爷大房的哥哥在长沙的军中任职，一般人不会也不敢怀疑到他那里去。这样，易先生以教私塾为掩护，继续领导地下党的活动。

当然，这些事，刘父刘老爷并不知道。要到二十多年之后，他的孙女刘杏莲在武汉大学上学时，偶读解放初期的学校党委副书记易某的回忆录，才发现自己的爷爷确曾有保护过地下党的私塾先生的经历。易某在回忆录里对刘老爷对他的保护写得很详细，充满感激。这么说来，她的家也是为革命作过贡献的。这让大学生刘杏莲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她将易某的回忆文章复印几份，一份给了父亲刘炳忠，一份给了姐姐杏芳，一份给了弟弟清正，一份在爷爷坟前焚烧，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

死罪免了，活罪难熬。一有政治运动，刘老爷就要被揪出来斗斗。1956年，大地主刘老爷去世，留下地主婆妻子和儿子刘炳忠相依为命。刘炳忠离开私塾时去城里读了两年书，回到家乡，家里成了地主，他接了父亲“挨斗”的班。他的大妈妈，也就是父亲的大房，已于1949年携女儿去了台湾。大妈妈的弟弟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是驻守长沙的一个独立师。临去台湾前夕派人接了姐姐一家同去。刘老爷舍不下二房和儿子，就让大房带着女儿去了。刘老爷临咽气时拉着炳忠的手，说：“你要记着你在台湾还有一个姐姐，她比你大五岁。你要是以后能见到她，就说爸到死都挂念她，放心不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