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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还是需要有一些的。
第四个,顾人仪上奏,请降天下税赋。
这一点,朱厚照原则上也同意了。
因为商业税开征,农业税的确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
实际上,大明的税率一直不算很高,这个数字没有统一的,因为不同的地区、田亩、人员交得税不一样,但总体平均维持在%—%之间,只有苏州、松江地区的税率很高,大约在%。
具体原因人人俱知。
至于说老百姓负担很重,这主要是其他的配套制度不合理,比如说经常被提及的士绅除优。
这就使得交税的大部分都是穷苦人,
这部分人,不交税他都过得很艰难,更何况天下税赋都在他们身上呢?
除了这些底层人民,其他人日子都还行,比如江南地区,崇祯皇帝死的时候,江南还是一片欣欣向荣。
国家治理体系的瓦解甚至没有让江南变得混乱,反而是因为放松了管控带来一阵繁荣。
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知道,任何繁荣一定是有着还不错的经济基础,否则空着个肚子,你瞎乐什么?
说回朱厚照之所以原则同意,
就是他并不同意全面性、普惠性的减税。
关于这一点他将顾人仪召唤入宫特地面谕,就是他只同意针对贫困区域的底层人民减税。
现在大明征土地税是认地不认人,就是不管这块地是谁的,它该交多少税就是多少。
如果没人认这块地,那也行,你不是不要吗?官府收回来。
这样的话,就有那个技术条件做到认定一个人是富还是穷。
所以减税也就能针对性的减,即家中人均拥有田地五亩以下的,这可以减。
超过这个数的,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交点税怎么了?
当然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朝廷要认人均,这就有说法了,比如说赶紧生一个孩子——这不一样了吧?
这一点,朱厚照也认,这个年代人口规模不是负担,那么大片的土地呢,人口规模就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
还有,就是人为把土地拆出去。
比如说,亲戚两家之间,一家在亩均这条线之下,一家在上,如果可以的话就相互操作一下,官方过继个孩子,实际上还是什么都不变。
这些属于农村社会的基本操作,不管你怎么定政策,老百姓都有办法。
不过与减免税赋带来的正面意义相比,这都不重要。
新任的内阁首揆顾人仪虽然名望高,但高也高不过执政二十二年的正德皇帝,对于皇帝提出的这些他也不敢违逆。
至少也是部分成功了。
于是内阁加紧制定如何减税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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