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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我父亲说我是一个活在夏洛特姐妹小说里的伯爵小姐，”我轻轻叹气，“一语成谶。”

那些由龙舌兰，沙漠，探戈，棕榈叶组成的罗曼蒂克美梦，终于被吹散了，在这个不眠之城。

我现在只想回到那个暂停了时间的罗莎蒙德，在玫瑰花丛里睡一觉。父亲会把我叫醒。

1945年夏巴黎

我很快就从纽约回到了巴黎。我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回到罗莎蒙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让随从放下行李，走进客厅，佣人们还像往常一样，掸着沙发上的灰，整理着天鹅绒窗帘。园丁把玫瑰们料理得很好，午后的阳光下可以看到饱满的叶片上水珠在闪光。一只德国牧羊犬冲了出来，差点把没有防备的我撞倒。他的汪汪叫引出了加百列，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在看到我的瞬间，被定在了原地。

“surpris”，我没有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加百列。这些年，都是他在料理父亲的产业。我觉得他变老了。听到我再也不走的消息后，他开心地大笑，连眼角的皱纹都深了几分。这让我不可避免地想起来另外一个中年男人。

不用我开口，加百列就知道我欲言又止是为了什么。他说我结婚之后，他也很少与父亲联系了，除去日常的工作汇报，没有额外的沟通了。1940年之后，几乎断联。加百列认为也许是战争的缘故，许多信件都没有办法顺利送达。不过他总是在海外华人的口中听到父亲的消息，他们说他为华国抗战做了大贡献，十分受人敬仰，是有名的爱国商人，还说他一直形影相吊，孤身一人

那就好，我想。我这些年四处乱闯，也见证了不少世界大战的骇人。还好最近四处都生出停战的势头，我和加百列都心安不少。

只是，还有一点让我惴惴不安。停战后，他会回来吗？

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或是否定，都足以让我不安得把手指甲都咬烂。我想象不到他回来了我们该如何相处，也想象不到如果我们真的永远天各一方，我该如何自处，更不知道怎样处理和尤利西斯的关系。这种害怕夹杂着期盼，不安混合着渴望，让我刚回到罗莎蒙德的日子显得有些复杂和混乱。

1945年冬罗莎蒙德

昨天尤利西斯刚刚安置好，罗莎蒙德也终于回到了当初的样子。尤利西斯要回到巴黎的消息和战争结束的消息是一起传来的。我拉着和尤利西斯的一众友人，巴黎的华侨华人，在罗莎蒙德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既是为尤利西斯接风洗尘，也是庆祝重归和平。

这个冬天和前几个相比似乎格外温暖热闹。罗莎蒙德客人不断。卡密尔和黎贝卡都带他们的丈夫来过了；马丁带着他的不知道第几任男朋友来做客，还送了一幅新绘的阿尔忒弥斯和恩底弥翁肖像画；加百列在我的央求下留在了罗莎蒙德；爱玛也来了，带着她五岁的小宝宝，要她认我做教母。一切都是那么安稳，幸福，好像回到了我十六岁的那个冬天。我一样地在庭院里玩雪，一样地在壁炉旁喝着咖啡，一样地看着一本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古书。

做了爱玛孩子的教母之后，我和尤利西斯达成了生个孩子的共识。加百列执意给我请了从华国来的医生，要帮我调理身体。我问加百列，我小时候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是最调皮的，天天不是磕着就是碰着，父亲几乎要把我捆在身边。

是啊，父亲是最疼我的。我和尤利西斯加起来都比不上父亲对我的好。战争结束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华国找父亲。尤利西斯也十分赞同，表示应该去见见岳父，也见见我的故乡。只是加百列也没有办法联系上父亲了。我只能拜托即将回国的江浸月阿姨和父亲联系。

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分别十年。我已经没办法再掩饰了，我真的很想他，是女儿想念父亲的那种。

1949年夏罗莎蒙德

几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也已经有四年了。回中国遥遥无期，江浸月再也没有回音，能传信的人也都杳无音讯。十四年，已经足够一个小女孩初长成，足够再建起一个罗莎蒙德，也足够把一个人彻底忘记。前些日子我亲自收拾父亲的房间，一切陈设都没有改变，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要记不得他的样子了。我没办法想起他安慰我的声音，他拥抱我时的体温，他身上若有若无的熏香，和他那些严肃刻板的大道理。他在我的心里，好像真的只剩下一个意向，一个标识，一个符号。这个意向勾画了我无忧无虑的少女年华，寄寓了我不为人知的少女情思。我疯狂地怀念着，就像父亲怀念母亲那样。

这天，阳光灿烂的我睁不开眼睛。我昨晚做了个梦，唯一一次，我梦到了父亲，只有父亲。梦里是罗莎蒙德一个平凡的午后，他站在玫瑰花丛里，沐浴着艳阳，却给我递来一朵白玉兰，不置一词。

醒来，我发了疯似的跑到庭院里，闯进玫瑰丛。可是除了安静盛开的玫瑰花，什么都没有。还没来得及失望，江浸月就到了。她的眼底有很重的乌青，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没有一点装饰品。我以为我数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昨晚的梦境也像曾经一样成了预知，却没想到她静静地穿过玫瑰丛，走到我身旁，轻轻抱住了我，声音轻不可闻，

“念华，你的父亲死了。”

原来人悲伤到了极点是哭不出来的，我只记得我眼前的一切都满满蒙上了一层金光，然后就倒在了玫瑰丛中。我又在玫瑰丛中睡着了，只是父亲不会再把我叫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