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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褚成溥（第2页）

至于经常有馈赠者，首推潘祖荫。逢年过节，照例有赠，自不待言；潘祖荫久直南书房，凡有应制文字，常请李代作，亦必致润，前后十余年，馈李总数当不下万金。李在窘乡时，亦每求贷无所讳，潘实为李慈铭的第一知己。但李对潘不能无微词，则以潘祖荫广延名士，亦甚重赵之谦，而李、赵如水火之故。

京中名士，固无不重李慈铭，但交谊不终者，往往有之，如与张之洞之凶终隙末。同治年间，张之洞放河北学差，曾邀李“襄校文字”，在京亦常有往还。如同治十二年三月八日李记：

偕孝达诸子集饮松筠庵，谈谐甚乐，都中向有熊伯龙、狮子狗、林凤羽、草鸡毛之对，皆取达官名人以对俗语，或成句。近日以朱凤标对青龙棍，桑春乐对丽秋至，遂以孝达名“张之洞”对陶然亭；肯夫名“朱逌然”对赤奋若；漱兰名“黄体芳”对乌须药，又对赤心木；琴西名“孙衣言”对公冠礼。皆坐中宾主也。

又：前一年四月六日记：

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

李张结怨，原因不一。文字不能真赏，亦其一端，基本上则为气味不投。李慈铭率真而褊狭，生平最轻视者两种人：一是不学而浪得虚名，二是热中而不由正道。张之洞的性情亦属于褊狭一路，且往往有口是心非之处。王壬秋谓其“口舌为官，平日好爱文章，而不重气节”，洵为确评。李慈铭光绪八年五月八日记：

闻张香涛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员，居首者张佩纶、李若农师、吴大澂、陈宝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抚卞宝第、布政使唐炯及总兵方耀等数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语皆百余字，于张佩纶谓有一无二之才，于唐炯谓封疆第一人物，内举不避亲（唐炯，其妻兄也）。又并举黄彭年、黄国瑾父子。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丧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二张一李”谓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正当时北派的一祖二宗；所谓“八关后人”，正是以李鸿藻拟唐朝的李逢吉。逢吉之党，号称“八关十六子”，而恰有张又新、张权舆与之二张可相比拟。姓氏巧合，涉笔成趣。

至于李慈铭既与潘祖荫、翁同龢、王先谦等交亲，则在政治路线上，必倾向于南派，而于北派“广结党援”，当然看不入眼，故有此过当之言。

又张之洞外放晋抚时，李慈铭曾作诗相送，事在前一年腊月。而半年以后，忽以恶言相向，或者张之洞冰炭两敬，竟忘故人，为李慈铭所不满，因于日记中痛斥泄恨，亦是很可能的事。

又光绪九年正月七日记：

有朝鲜位臣某欲见余，辞之。近来彼邦人物陋甚，张香涛、吴清卿辈明知其陋，而视为奇货，延接恐后，冀增光价，余尝微讽之，深中诸君之忌，后之绝交，亦以此也。

观此则似张之洞先绝李慈铭。至于对吴大澂，除了张之洞的关系连累而及以外，另有私怨。吴大澂为潘祖荫门下士，为潘整理碑版，因而与赵之谦比较接近，为李所忌。又张之洞与赵之谦交往颇密，亦为李对张不满之一因。李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赵之谦一事云：

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尝得钱竹汀《庸言录》写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书名，冒为己作，以示人。又尝窃邹叔绩《读书偶识》残稿，此稿本余得之厂肆，周荇农言与叔绩故交，谋刻其遗书，属张香涛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涛。

一日，妄人诣香涛，见为写本，以世人多未见也，直纂以去。香涛固索之，不肯还，余亦颇怒香涛之好怪召侮，致此书遭堕溷之污，屡责还于香涛。香涛窘甚，然卒无如何也，后为龙汝霖汇刻之。龙跋言与叔绩故相知，禄得其副，近遇赵某，言尝得残册于周荇农阁学云云。盖妄人得此书既不能句读，又知龙君有副本，不得据为己作，其技遂穷，而犹诡言得之于荇农，以自夸其与二品往还，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肖，本不足冤楮颖，以世之愚而售于欺也，聊附记之。

但赵之谦其人，并不如李慈铭所说的那么恶劣，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有他独树一帜、巍然不可拔的地位。《中华艺林丛论》中说，他在同光年间是：

一位异军突起的艺术大师。金石书画、考据目录，无不精通，尤其在书画篆刻方面，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曾直接间接受到他的影响。

拿他的书法，既能开宗立派，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何况任何一个大家的作品，都不会十全十美、一无缺点，要从大醇小疵的角度上来评价，方不失之偏激。一般对他的毁誉，大都从个人爱憎出发，那是不足以服人的。

他本来是学颜字的，后来读到包世臣“钩捺抵送，万毫齐力”的理论，因包是推崇北碑的，所以改学北碑，再参以邓石如的篆分笔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颜底魏面”的书派。

他的分书里有篆书笔意，真书里有分书笔意，四体书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

说赵之谦“四体书能打成一片”，确是眼光独到的看法。又说：

北碑多方笔，他既学北碑，自然也多用方笔，但他起笔全用搭锋（顺着下笔），不用折锋（逆着下笔），因此他的字尽管笔笔中锋，而看去仿佛都是偏锋横扫。

这话恐有商榷的余地。笔者有一友遂安章君，学赵之谦的魏碑，可以乱真，但观其起笔，每用游锋，方得成为方笔。

赵之谦的印存，名为“二金蝶堂印谱”。明清之有印派，始于文彭，号称“长州派”，其入室弟子何震，徽州人，昌大其学于其乡，因号“徽派”，亦称“皖派”。

入清于康熙年间，吾杭龙泓山人丁敬创立“浙派”，至嘉道间有“西泠八家”，而继“浙派”异军突起者为邓完白，汲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而参以新意，即所谓“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刻合一，才真可称为“铁笔”。

继邓而起者，即赵之谦。他初学邓完白，又与邓派传人吴让之交好。但既入能出，兼采皖派之拙与浙派之巧，且正值大量文物出土之时，所以除汉印以外，举凡帛布、权量、诏版、镜铭各体独特的面貌风格，皆能融会于胸中，奔赴于腕底，创造了仪态万方的绝世丰神。

近人述评明清印派，于赵之谦推崇备至，其言如此：

之谦的印，朱文有宛转（如“悲庵”），有劲利（如“无闷”），有厚拙（如“赵之谦”），白文有朴茂（如“竟山画记”），有放逸（如“胡澍等四人同时审定”印），有整饰（如“小脉望馆”），面貌之多，变化之奋，明清印人中一人而已。

赵之谦又精于目录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记：

赵先生名之谦，字益甫，又字撝叔，自号悲庵，或日思悲翁，浙之会稽人，与李伯侍御为中表，各以文章邀游公卿间，颇以名相轧。尝闻潘文勘师言，撝叔藏秘册甚富，先后付梓，今丛书仅四集三十一种，知其未刻者尚多也。所辑《补寰宇访碑录》，乃其少作，后深悔之。书画篆刻，妙绝古今，下至饮馔服御游艺之属，探源溯委，穷析微奥。同治甲子，高平祁季闻在都门，举鼻烟论难，著《勇卢闲诘》一编。吾友程蒲生太史序之云，闲诘者，淮南之佚文也；勇卢者，何龙鱼河图云鼻神之号也。屡试春官不第，以江西一县令终。

《勇卢闲诘》是部谈鼻烟及鼻烟壶的书。“勇卢”为“鼻神”之号；“闲诘”取“书缺有闲，闲则诘之”之意。搜罗有关鼻烟的记闻，辑而成书，名为《勇卢闲诘》。书名甚怪，与其夏日仰卧帐中，见有无数蚊子飞舞，因别署“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皆足以见其好奇的性格。

叶昌炽谓赵之谦与李慈铭为中表，此说不见他书。叶昌炽非妄言者，此说自有所本，但衡情度理，如为亲戚，李慈铭不至于訾之为“妄人”，这是件无法究诘的事。不过李慈铬与赵之谦结怨，则确因在潘祖荫处利害冲突而起。赵之谦之得为潘祖荫门客，亦由周星誉的引进。《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云：

莼客既困于京，乃居畇叔寓中，畇叔为之游扬于翁潘……及会稽赵撝叔入京，畇叔亦以荐于潘伯寅。潘嗜金石而厌词章，撝叔大得意，莼客嫉且怒，斥之为“天水妄子”，而与畇叔日劣。

李慈铭平生短处，在蹈文人相轻的陋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如记戴望：

戴望，湖州府学生，游乞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保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乃免。

此记日期为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而所记必非近时之事，因曾国藩已殁于是年二月。按：如仅以李此记，必以为戴望为一无赖小人。其实，戴望即戴子高，为《清史稿·儒林传》中人物，著《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既通经学，亦善词章，与吾杭谭献交好。《复堂日记》中屡见其人，录数则如下：

阅戴子高《论语注》，大段完善，尚鲜精诣……绝无迂曲穿凿，可传也。（同治元·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