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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峰已经敏感地觉察新时代即将或者已经到来的气息。他把南峰去广州,当成一个现成的挣活泛钱的例子。他想他只要说服了他们,分田单干的事才能在队上推行。
“好,东峰,我相信你的判断。如果你想这么干,我们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陈满爹说。他把目光盯住王眼镜,说,“眼镜,你不会叶公好龙吧?”
“我怎么会是叶公呢?老爹爹抬爱我了。”王眼镜一屁股坐下来,说,“你们赞成,我也赞成。出了再大的事,我们就是几个农民,总不至于要剥夺我们修地球的权力吧。”
王眼镜想到家里的香椿树立春就长出春芽的吉兆,顿时有了信心。“今天是不虚此行,真是好运来了呀。”他在心里喜滋滋地说。
这边院子里的人在说话,在密谋上屋场生产队家家户户前途命运的大事,也可能是要坐牢的祸事,那边屋里的章素月已把菜炒好了,从屋里飘出了腊肉的香味。只听素月大声叫西峰别做作业了,把酒杯摆上,叫大哥他们进屋吃饭。
临水农村的老风俗是十五看灯,十六游百病,但这些风俗在□□之后就不讲究了。过了十五,出了年,大家就要忙田地里的活,就有呼呼的口哨声在田间地头响起了。
1979年的正月十六,上屋场生产队的社员没有出工。从这一天开始,他们要告别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以工分为基础的结算体系,重走回头路。但用朱东峰的话说:“这不是回头路,是向前走。请叔叔伯伯们,请婶婶伯娘们相信我,这是方向,是家家户户致富的方向!”
年轻的生产队长朱东峰刚说完话,大队的大喇叭传出几声咳嗽,是陈二苟的声音:“社员同志们注意,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大家过完年了,要出工了,出工了!”
陈二苟的话,上屋场生产队的社员都听烦了,不听了,他们相视一笑。现在,他们只听他们的队长东峰的,参加东峰的秘密会议。
这一天,上屋场把集体的土地悄悄地分到15户社员的手中去了。为了显示公平,东峰和陈满爹几个人像过去生产队年终分鱼一样,把田地按人均1.3亩,分成15份,好坏搭配,做成纸团子,让大家来摸。东峰家的,他让母亲去摸,最后一个摸,叫坐钩。
从1979年春耕开始,队上不再集体出工了,各干各的。到“双抢”的时候,原先队上集体出工前后要花个把月的时间完成的抢收抢插,现在每家每户十天半个月就完成了。单身汉李麻拐成了抢手货,他只有一亩多田,不到十天就干完了。一些人家请他去帮忙,管饭,管工钱。刚开始,李麻拐还不说什么,后来就挑饭菜好不好,没有荤菜谁也请不动他。有人故意说:“你不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集体出工比这好些吧。”
“好什么好,那不过是看看女人胸脯屁股,过过干瘾而已。现在我也喂了两头猪,手头有钱了,准备好好找个女人了,天天搂着睡,气死你!”他说。
没有不透风的墙。大队书记陈二苟终于听到上屋场生产队分田到户的风声。他找王眼镜核实,王眼镜先是支支吾吾,后来干脆说没有这回事。他就让自己老婆去找王眼镜的老婆。姐姐一问,妹妹就实话实说:“有这回事,但这样好啊,田里没活干了,我要眼镜买了四头猪仔回来,我还准备好好赚钱,过几年把房子翻新了。姐,我有四个崽女要吃饭呢!”
情况弄清楚了,该会会决策者了。八月里的最后一天,陈二苟故意在大喇叭里加重语气重复在喊:“上屋场生产队队长朱东峰请注意,朱东峰请注意,马上到大队部来,马上到大队部来,组织上要找你谈话!”
自从当上大队书记后,大喇叭成了陈二苟的左右手,成了南塘大队至高无上的权威。传达上级指示,是大喇叭;念大批判文章是大喇叭;发会议通知是大喇叭,找人也是大喇叭。大喇叭相当于他的通信员,比通信员还神速,找谁喊一声就是,立马就到。只有王寡妇他不敢喊,其他人他都喊。下屋场生产队有个无聊的二流子,趁陈二苟去了镇上,跑到大队部在大喇叭里大喊王寡妇马上到大队部来。王寡妇真的来了,一见二流子,就明白是戏弄她了。这件事之后,陈二苟把大喇叭搬到他的办公室,他一离开就关门上锁,谁也开不了。
朱东峰听到大喇叭之后,动身去了大队部。他已知道陈二苟是什么事情找他了。王眼镜已经跟他通风报信。他准备去挨骂。他有被找麻烦的心理准备,但他不打算退缩。
在大队部门口,他看到不知谁家的一只大公鸡飞奔过来,顶着火红的鸡冠子,朝他瞪着眼睛,像是一脸的怒容。东峰扬手轰它,它也不理,在大门口走来走去,一身羽毛乱蓬蓬的。
东峰想到了陈二苟的怒容,心头一紧。
果然,一进陈二苟的办公室,橫眉竖眼的陈二苟就挥手拍桌子,拍得大喇叭嗡嗡响。他瓮声瓮气地说:“你还认得我不?你朱东峰年纪不大胆子大,居然敢分田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以为真的要翻天了!□□不是还没平反吗?”
他挥舞着手,鼻翼周围神经质地抖动着。他气急地语无伦次地说:“快快快,把分出去的田地重新收回来。”
“这田分出去了,就像水泼出去了,怎么收得回来?”东峰提醒自己镇定,装无辜的样子。
陈二苟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用愤怒的拳头敲桌子,然后在屋里转两圈,想想又泄气了。他知道,不管他怎么说,这朱东峰都不会听他的。连王眼镜和陈满爹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了。
他懒得跟东峰说话了,鼻孔里“哼”了一声就转身出门,火急火燎地去云阳镇。“变天了,变天了!”他要找公社书记程为宝反映发生在上屋场的重大事变。
程为宝听完汇报,脸色铁青,责怪地说:“这是云阳公社发生的一个反攻倒算的重大事件,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汇报?事情都发生有半年多了。”
“他们瞒得严严实实,像搞特务活动一样,我还是派我老婆侦察到的。”陈二苟弯下腰,小心地解释,一派讨好的目光从他的眼里流露出来。
“你说的这个朱东峰,肯定要开除党籍嘛,你回去以大队的名义报个材料来。他就像他父亲一样,搞资本主义复辟啊。”程为宝作了结论,定了性。
程为宝随即去了县城,直接找洪伯军汇报。
因为指挥1976年的那场抗洪抢险有突出表现,又因为老领导周平华回到了地区专员的位置上,洪伯军已于一年多前就被任命为县革委会主任。程为宝知道洪伯军对他印象不好,就想着好好表现。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往县里跑,向洪伯军汇报。洪伯军要他少汇报,多干事,他则认为是洪伯军说说而已,当官的哪有不喜欢下属汇报的。现在陈二苟向他汇报上屋场生产队分田单干了,他认为是大的事变,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相信自己的政治判断。他想,如果抓住这个典型做些文章,在全县乃至全地区形成影响,说不定上面哪个领导一句话,自己就被提拔当上了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呢。
这样想着,他心里美滋滋的。他相信洪伯军听了汇报一定会大发脾气,一定会要求严肃处理。他想他要把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的胆子向洪伯军好好描绘一番,要把他抓到公社去批斗,甚至揪到县里去游斗。
程为宝赶到县革委会大院的时候,洪伯军正准备下班。他听了程为宝的汇报,没有发脾气,而是眼睛发亮,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那微笑一直静静地停驻在那里。他说:“你说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是朱世明的儿子?”
“是的,一个胆子天大的生产队长,一个目无党的领导的混进党内的假党员。我严厉批评了南塘大队的书记陈二苟,怎么让一个身上的毛都没长齐的年轻人当了队长,他说是队里选举上来的。”程为宝斟字酌句地说。
“好!”洪伯军说。
程为宝没听明白,是洪伯军说他批评得好,还是选举选得好,或是田分得好。他试探着说:“南塘大队准备报材料,开除这个生产队长的党籍,宣布他的分田到户作废,重新收回集体的土地。”
他没说是他的意见,但他又必须摆明自己的态度,进亦可退亦可的态度。他在察言观色,猜测洪伯军的意图。他感觉这与他来汇报的想象有差距。“难道是自己的判断错了?不可能呀!”
“急什么。”洪伯军合上笔记本,起身说,“你还没有吃饭吧,我们一块到食堂,随便吃点。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南塘,去上屋场生产队实地看看。”
实际上这几天,朱东峰内心紧张得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弦,只要听到外面有什么人来,他就紧张得弦要断了似的,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时不时地涌上他的心头。
他知道陈二苟向公社书记程为宝告状了。队上的人都知道了,都来跟他讨主意。可他自己也没了主意。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他哆嗦着,强打精神,装作没事的样子,对乡邻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有事,我一个人承担。”
陈满爹和王眼镜一直没露面,东峰以为他们是怕增加他的压力。他开始作开除党籍和坐牢的准备。他想如果要坐牢,南峰必须回来,要到广州找到他,要他回来,不能把西峰和北凤留给母亲一个人照顾。只是给母亲添累了,让她担惊受怕了。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群人走进了他家的院子。他看到领头的人是洪伯军,县革委会的主任。他一下子就惊呆了,全身抽搐了一下。
这是下午四点来钟的事。东峰作了各种假设,但就是没有假设洪伯军会到他的生产队来,会到他的家里来。他没有想到他的冒失居然惊动了县里的一把手。这是他第二次见洪伯军,第一次是四年多之前,他为救遭蛇攻击的洪若晨,他在公社卫生院治疗时,洪伯军来看过他。那一次,洪伯军非常和善。而今天来,他一脸的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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